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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林: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民国书生如何介入政治

       王开林认为,民国书生多为性情中人,个性张扬,他们的个性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学术和爱情三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寻求救国于水火之中的方法。虽然他们强烈的个性看起来有一些神经质,但是这种“病”正是他们向腐朽的社会发起冲……

专题: 民国陈独秀简介 日本否认侵略罪行 

       王开林认为,民国书生多为性情中人,个性张扬,他们的个性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学术和爱情三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寻求救国于水火之中的方法。虽然他们强烈的个性看起来有一些神经质,但是这种“病”正是他们向腐朽的社会发起冲击的办法。

       以下是澎湃记者对讲座内容所做的摘录:

章太炎有一个外号叫“章神经”

       章太炎,一个大学问家,一个哲学大师,但他也是在政治上永远的一个反对派。他在清末的时候反清,革命,所以他到日本留学,办《明报》,在《苏报》案的时候他差一点被砍头,因为他是力挺革命军的,所以被关进西牢。西牢是租界的牢房,如果是关在清朝的牢房里面,他可能已经被杀头了。

       他在里面骂慈禧太后,骂光绪皇帝,他甚至骂慈禧太后是一个贱妾。租界毕竟不同于华界,华界是清朝直接执法,租界必须要遵照租界的法律,在西方是不会因为你言论过激而致死刑的,所以尽管他在清朝被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他还是保全了性命。

       章太炎1906年从上海西牢释放以后东渡日本。因为他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新闻人物,海外报纸也报道了很多,所以到了东京以后,同盟会的会员和很多革命同志都来欢迎,他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讲了一段有意思的话:“大凡非常可贵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行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

       他因为这一次演讲就得了一个外号叫“章神经”,他自己承认自己有神经病,就是你做大事业没有神经病,那你太正常了,你就不可能做大事业。他说的这种神经病,当然不是到街上去砍人,而是精神上的,精神上有这样的强大的驱动力,你就能做。

       所以章太炎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有的是正面的,有的也不是,所以这也是民国书生一个特质。比如说孙中山在日本,他一直想跟日本政府改善关系,让革命党得到更大的支持,主要是经济上的支持,但是一直没有如愿。

       日本政府很狡猾,一方面知道清朝气数将尽,另一方面知道革命党说不定能够胜,所以他对孙中山也是一种相对包容,对同盟会也是相对包容。有一次清朝政府再次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时候,日本政府就请孙中山暂时离开日本本土,所以就给了他一部分路费,然后还有一个商人也给了他钱,但是孙中山没有声张。后来这个消息走漏了风声,章太炎就非常气愤,觉得我们干革命都是过着极苦的日子,但是你拿着这一大笔钱都不吭声,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他是误解,但是这种误解就让他不平,所以就闹得很凶,当时就是倒孙中山潮,要把孙中山从总理的位置赶下去,让黄兴来当。所以这就说明他确实非常过激了,他的神经是绷得很紧的,是有可能闹出事的。

       后来,他因为跟孙中山关系闹僵了,就让袁世凯看到了一些机会。袁世凯知道章太炎的影响力和笔力,他认为章太炎一支笔抵得过三千毛瑟枪,所以觉得这个人能够拉拢一定要拉拢,能够利用一定要利用。所以到了后来就把章太炎请到北京,还给他封官,但是封的都是虚职,然后给他笔经费。但是章太炎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觉得你既然给我经费,我就是做事,当时袁世凯说希望他最好不要做事,不要开枪,不做事就是做事。

       但是章太炎很快就看出来袁世凯有称帝的企图。那年冬天,他拿着从民国得来的一个大勋章挂在鹅毛扇上作为扇缀,摇着进了总统府。接待室当时把他拦住了,他拿着一个花瓶把袁世凯的画像砸下来。袁世凯没办法,当天就把他关在北京前门胡同的一个四合院。

       章太炎每天把所有家具打得稀烂,然后写很多关于袁世凯的话,“民贼袁世凯”什么的。然后,袁世凯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不管他怎么闹,都让他去闹,打烂的家具赶快重新置办,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章太炎就绝食,根本不吃。袁世凯动用了一切社会力量,包括章太炎的学生、好友都去劝他吃饭,劝了都没用。

       但有一个学生就去跟他讲,老师啊,你这样绝食死了就正好中了袁世凯的计,他还是希望你死,但是他不希望杀你,因为你是这种绝食死的,他还是能够说得过去的。章太炎一想,我这么死了不是白死了,所以马上说:“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所以当时的书生介入政治是很深的,像这样的学问家完全可以做学问,或者说到大学去当教授,他可以过非常清静的日子,但他就是要关心国事,他就是要介入到政治的最深层,比如你搞专制我就坚决反对你,怎么样威胁我,我也不怕你。

蔡元培通过介入教育介入政治

       蔡元培在很多人印象中是一个教育家,北大之父,但是这样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他是清朝的汉文学士,汉文学士是很难得的。但他在清末的时候就革命去了,他自己还学做炸弹,参加刺杀团。你简直无法想象,一个文墨书生,个子也不高,也不强壮,但他有学问,有才智,他觉得要推翻专制,他不愿意在体制的专制之内获得他那一杯羹。他完全可以做官,做学问,他都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他要去革命。所以这样一个人是很有意思的。

       他办北大,是因为他悟到了一点,搞革命是空的,实际上什么都达不到,他跟严复都有交流,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希望还是要开启民智。

       他到德国留学以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发达,那是因为老百姓智慧已开,整个社会尊重科学,都有一种求真的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中国凭这些革命派就能够把国家建设的好吗?就凭这些人一种主观愿望就能够使国家富强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做最基础的建设就是教育。

       他回到中国以后,1917年,被任命北大校长。实际上以他的资历,当北大校长是降格使用。因为北大校长是教育部领导之下,他在民国初是当过教育部长的人,他现在愿意来当北大校长,等于他自己把自己降低了身价。他愿意这样,他要做最具体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原来在教育部当部长的时候,有些问题看不清楚。

       比如他原来有一个讨论,在中国到底是应该先重视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他跟范源濂(教育部副部长)两人争论过很多次,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范源濂认为应该从小学开始。蔡元培认为,中国不从大学开始就没有希望,如果没有大学毕业生就没有好的中学老师,没有好的中学老师,小学也弄不了。所以教育必须从上往下,叫做垂直的,高屋建瓴,所以最终他选择北大。

       他在北大有一些好帮手,这些人都是他请过来的。他是不注重资历的,这在现在的大学里无法想象。比如他从欧洲回来的时候,看了一本佛学方面的杂志,其中就看到梁漱溟,那时候他只有20多岁,写了一篇论文,他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就聘他到北大当讲师,后来当教授。所以他完全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比如他用陈独秀,陈独秀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在大学任过教,因为大家向他推荐这个人非常有思想。陈独秀推荐胡适,胡适那时候才20多岁,从哥伦比亚大学刚刚毕业回来就到哲学系当教授。其实蔡元培就是很简单,他说大学就是要兼容并包,并且互相碰撞,互相争论,相当于百家争鸣一样的。

       所以蔡元培对于政治的介入是从教育介入开始的。作为书生他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为空头政治就好像空头支票一样,是不可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所以必须有最实在的东西,就是办教育。

陈独秀个性极为桀骜不驯

       陈独秀这个人争议非常大,他当过北大的文科学长,也是北大的唯一文科学长,因为他被迫辞职后,北大再也没有设文科学长。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运动当然值得商榷,就是它把中国文化的根斩断了。但是,在当时大家都在找一个药方,就是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大家觉得孔孟之道统治了中国这么多年,这个东西应该被驱除,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根。

       甚至后来的人就觉得文言文完全是垃圾,是废物,是应该完全抛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文化运动既推动当时思想进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投入社会,不读死书,但是也从另外一方面让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们后来重新反思这一批人,包括陈独秀,胡适这批人,他们后来都回到了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陈独秀在死之前还在编小学识字课本,那种最基础的工作。

       陈独秀为什么被迫辞去文科学长?因为他经常去八大胡同,逛妓院,逛窑子。当时北京八大胡同是红灯区,他在那里看中了一个雏妓,年龄比较小。同时也有其他人看中了她,而这个妓女后来移情别恋,陈独秀就吃醋了,为这个事情他就跟包养雏妓的人发生了冲突,甚至打起架来。一个北大的教授怎么可能到八大胡同打架呢?当时的媒体小报也需要这样的新闻。

       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当时这个事情对中国整个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是一个蝴蝶效应。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他辞去了文科学长,陈独秀不在大学任教了,去搞实体政治。

       陈独秀曾经有一些概论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他写了篇文章叫做《研究室与监狱》,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因为他做过牢,所以他发表这个概论是有道理的,这是他自己体验的。

       陈独秀的个性是极为桀骜不驯的,谁都管不住他。所以他当了总书记以后,当时的一些人,包括张国焘回忆,经常你连人都找不到,你这里急得要死,会议要开了,不知道他人到哪里去了,因为他太好色了。他因为好色也误了很多事。他在监狱里面给狱长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有女人到监狱来陪我。国民党的监狱也居然同意了,并且让他住了一个套间,他在里面既可以写书,也可以习书法,还可以会见一些客人。

       他后来又被共产党开除了,开除以后虽然他自己弄了一个托派,后来又被抓起来了,这已经是再次被抓了。被抓以后他的好哥儿们章士钊是大律师,答应给他辩护,说你按照我的套路辩绝对可以少判很多年。但是陈独秀说我要按照我那一套,你那一套我不服。

       后来到了法庭上章士钊说,第一,陈独秀确实曾经是共产党的党魁,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他不再是共产党。第二,你判他叛国罪,但他根本没有叛国,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土地、文化、民族这些东西构成的,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背叛,你怎么能说他是叛国罪?按照这个辩护词陈独秀不说无罪释放,至少就是轻判。但是陈独秀拍案而起,说道,章士钊律师不代表我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是这样的……我从来都是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所以因为在法庭上演讲,最后就判了8年,本来不需要判8年。后来连法官都跟他儿子说:“你父亲那个牛脾气真是没办法,本来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轻判的,结果他自己一闹腾没办法,判8年。”

       陈独秀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都要表现出个性,他没管那么多。所以陈独秀是一个对政治介入很深的书生。他晚年反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写了回忆录,他觉得自己其实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或者说不应该从事那样一种政治,所以他后来对苏联是很批判的。在他那个年代,上世纪40年代就能够批判苏联,这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他有一种先知先觉。

傅斯年敢在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民国还有一个书生,极具个性,叫民国牛人傅斯年。

       他是胡适的学生,他曾经当过北大的代理校长,当过台湾大学的校长,54岁就去世了。他是一个绝对的英才,他其实是公推的五四运动第一领导人。但是后来火烧赵家楼的时候他反对使用暴力,所以他就辞去了实际学生领袖的职务,后来就到德国去了。他在留学期间学了很多东西,理科的、工科的、文科的都学,但是他什么学位都不要。当时他一辈子有一个信念,他只议政,不参政,他不去参与实际政治,不去当官,这是他最根本的原则。

       当时蒋介石非常赏识他,希望他进入政府,他不干。他曾经说过:“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跟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他主张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要除恶务尽,攻敌攻坚,要拨就要拨活老虎。

       他就是一个书生,他的个性可以张扬到什么地步?蒋介石是一个很威严的人,很多人在他面前都是很必恭必敬的。但是傅斯年是唯一的例外,他可以在蒋介石的面前翘二郎腿,可以在蒋介石面前吸烟,蒋介石一点都不怪罪他。

       他当时是国民参政员,相当于议员,像孔祥熙、宋子文都被他参报,他写文章发表演讲,说这两个最大的贪污犯怎么能够管理财政,管理经济,管理国家。所以当时社会对这样一批教授,学者很尊重,他们得到的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崇敬也不是偶然的,都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他们这些人是有骨气的,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而不仅仅像我们认为精英都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现在的北大已经远远不是以前的北大,所以一个大学如果失去了他的标榜,虽然现在蔡元培的铜像还放在校园里面,但根本没有那种精神了,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书生介入到政治,他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的就最终也只能退出来,有的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对于任何政治面都是进行批判的,像章太炎那样,也有像傅斯年那样是帮忙的,但他的帮忙不是替你说好话,吹捧你这个腐败的政府,他是要清除你这个政府里的败类。所以这样的书生介入政治他是很自信的,他觉得他的力量不是去当一个实际的部长,或者当一个行政院的院长,而是要把两个行政院的院长干掉了,让你们这些大贪官,大腐败没办法混下去。这是这些精英的一种表现。

        (录音整理:沈苗)

       演讲人简介:

       王开林:1965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沧海明珠一捧泪》、《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敢为天下先》、《非常爱,非常痛》、《非常人,非常事》等十九部,发表长篇小说《文人秀》一部。作品被收入海内外近三百种散文、随笔选本和年鉴。获得首届“湖南毛泽东文学奖”,1992年“萌芽文学奖”,第四届、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等海内外多个文学奖项。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执行主编。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姚金果告诉本刊记者,苏联解体之后,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越来越多的事实正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历史评价的修正,陈独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即实现完全的共和政治,最终是流产了。究其原因,陈独秀从革命派和国民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基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至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的道理。”由此可见,陈独秀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以及由于革命宣传的不到位导致的群众基础缺乏。此后,他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基于这种理解。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因素固然众多,但根本原因则在资产阶级身上。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幼稚”的,“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因此,他们的目光异常短浅,“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于是,当革命欲继续深入发展之时,他们便出现了“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

“这些话说明,陈独秀有着独立思考的硬骨头。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则缺少了妥协和中庸的品质。”姚金果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对辛亥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回味、思索,一直是陈独秀思考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参考系。因此,研究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纷繁精深的思想认识。

其实黄侃骂陈独秀也不全是在日本的时候和他有过节,而是找到了那个可以较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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