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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狂人:说胡适太监,骂陈独秀蠢

本文系网易沸点工作室《杂家Misc》栏目(公众号:zajia163)授权转载,每天一个精彩的人物故事,每周更新五期。民国有三个疯子,大疯子章太炎,二疯子刘师培。他们的学生黄侃,是三疯子。三个疯子有个共同点:学问大,脾气也不小,喜欢骂人。胡适……

专题: 陈独秀都没你秀 民国陈独秀简介 日本否认侵略罪行 

本文系网易沸点工作室《杂家Misc》栏目(公众号:zajia163)授权转载,每天一个精彩的人物故事,每周更新五期。

民国有三个疯子,大疯子章太炎,二疯子刘师培。他们的学生黄侃,是三疯子。三个疯子有个共同点:学问大,脾气也不小,喜欢骂人。

胡适主张白话文,黄侃主张文言文,两人都在北大教书,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了就要搞事情,不是胡适搞,是黄侃搞。 

一次,黄侃见着胡适:“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猝不及防:“为何?”黄侃窃喜:“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叫‘胡适之’。”胡适:“那叫什么?”黄侃:“应该叫‘到哪里去’!”胡适:“……” 

说完了,黄侃仰着头打了三个哈哈,然后扬长而去,剩胡适在风中凌乱。

某日课间休息,几名教授在闲聊京剧《秦琼卖马》,胡适瞧不上京剧,插嘴说:“京剧真是太落伍了,用一根鞭子就算马,用两把旗子就算车,应该用真车真马……”

几名教授呛在那下不来,想反驳却又找不着话,黄侃站了起来:“适之啊,适之,要是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啊?”胡适:“……”

左为黄侃

黄侃在课堂上讲文言文的高明,讲着讲着,就想起了胡适,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打电报得这么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总共十一个字,要是用文言文,四个字就够了:‘妻丧速归’,省了三分之二的电报费。”

还有比这更狠的:

黄侃在中央大学讲谢灵运做官做到了秘书监时,又想起了胡适,胡适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哲学史大纲》,另一本叫《白话文学史》,虽是两本不一样的书,却有一个共同点:都只写了一半,下半部没有。

黄侃又窃喜,说:“昔日有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称之为著作监。”学生听不明白,啥叫著作监?黄侃:“监,就是太监的意思,书只写了上半部,‘下面没有了’,不是太监?”

学生大笑!

胡适

最开始,陈独秀和胡适是一伙的,两人都搞白话文,还一起办了个叫《新青年》的杂志,黄侃骂了胡适,陈独秀也没放过。

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那天,是校长蔡元培和他去休息室与文科教授见面的,因为校长在,大家都还客气。

正在寒暄的时候,一个戴着瓜皮帽的男人冲了进来,是黄侃,看大家在欢迎陈独秀,不屑地笑了:“好热闹,区区一个桐城秀才,也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说完了,挥挥袖子,又走了,陈独秀和蔡元培都在凌乱。

黄侃骂陈独秀,也不全因为他是秀才,而是两人在日本就有过节。

那天,陈独秀和章太炎在讨论清朝的学问大事,黄侃在里屋,本来和黄侃也没啥关系,两人说着说着就说到湖北去了,说湖北也没什么,可陈独秀偏偏要说湖北没人才。

黄侃是湖北佬,这等于说黄侃不是人才,这就和他有关系了。黄侃跳了起来,对着外屋吼:“好个湖北没人才,然而这不就是区区;你们安徽固然多学者,也未必就是足下啊!”

陈独秀:“……”

其实黄侃骂陈独秀也不全是在日本的时候和他有过节,而是找到了那个可以较劲的人。

较劲也分很多种,有人喜欢捡软柿子捏,因为自个力就小;有人偏偏要找大腕扳,这样才过瘾,大腕都扳不过他,那就是牛人了。

北大时的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刚出名的他敢骂,出名很久的他也敢骂。

王闿运就倒霉过一次。王闿运是当时的名流,做过摄政王肃顺的幕僚,劝肃顺早点对慈禧下手,肃顺不听,被慈禧杀了,他只好躲回湖南做学问。王闿运的名声还不在这,而是学问很有几把刷子,杨度、齐白石就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

一次,黄侃去拜访王闿运,王闿运喜欢黄侃,觉着他的诗写得好,见黄侃来了,一边笑一边说:“哎呀,你年纪轻轻就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差不多大,却还一窍不通啊。”

按理说,黄侃应该很激动,可他偏偏喜欢斜着来:“您老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王闿运:“……” 

有他不敢骂的吗?还真有。

1905年的时候,张之洞很器重他,让他去日本留学,黄侃来到日本,在学校外面租了间公寓,是二楼。一天夜里,看书到深夜,想撒尿,又不想下楼,就拉开窗户,对着楼下解决。

不巧,楼下的租户也在看书,且不是善茬,听着窗外有水声,以为下雨,一看,不像,一闻,有骚味,是尿。勃然大怒,冲出门外,对着二楼破口大骂。

黄侃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理亏,又不甘被骂,用国骂(就是引经据典,吊书袋,拐着弯骂)回击对方。双方骂了好几个回合,越骂越起劲,可其他住户不乐意了,影响睡觉,把二人劝了回去。

本来骂完了也没啥事了,第二天照常看书,可偏偏有人告诉黄侃,楼下住的不是别人,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人称“章疯子”。

这回轮着黄侃懵了,遇着真高手了。高手和对手不同,对手可以骂,可以较劲,高手不能,不但不能骂,还得跪。

于是,黄侃下楼道歉,两人成了朋友。

黄侃家里有事,要回国,问章太炎怎么学国学,章太炎推荐了几位国内学者,黄侃看不上,章太炎想了想,说:“你要是不急着回国,我可以指导你。”

话没说完,黄侃就给章太炎磕头。

这一跪,黄侃心服口服。

马屁的背后都藏着猫腻,巴结的背后也肯定打着小算盘,有的人为钱,有的人为权,也有的人为了搏女人一笑,黄侃却为了别的。

刘师培是专门研究《春秋》的,本来研究这本书的人很多,刘师培却不一样,因为他爹也是研究这本书的,他爹的爹和他爹的爹的爹都是研究这本书的,这就很可怕了,里面有独门秘方。

黄侃想套点东西出来,可刘师培也贼得很,一谈到要紧处就闭嘴不说了。

1919年的时候,刘师培36岁,却得了一场大病,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天,黄侃来看他,刘师培有点感伤,说:“我们刘氏的家学恐怕要在我手里断送了。”

黄侃:“你在北大教书,还担心没有传人吗?”刘师培:“哎,那些学生都不行。”黄侃:“那你觉着什么样的才行?”刘师培:“像你这样就可以了!”黄侃:“……”

第二天,黄侃用红纸包了十块大洋,来到刘师培的家里,磕头拜师。那一年,黄侃34岁,只比刘师培小两岁,也在那一年,刘师培病逝。

章太炎对这事不太满意,我也是你师父, 那我和刘师培岂不是平起平坐了?不满意其实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而是黄侃的学问并不刘师培的差。

黄侃说:“他的经学是真的很厉害哇!”

后来有个叫杨伯峻的年轻人想拜黄侃为师,也用红纸包了十块大洋。

一个人的学问到底好不好,有时周围的人反倒说不清,挨得太近,容易看偏,离得远的人反而看得更明白。

有个叫吉川幸次郎的日本人在中国留学,喜欢琢磨中国的古书,某天琢磨到一处,半天琢不透,横看竖看,正看反看,还是看不通,只好问人。

问周作人,周作人一看,摇了摇头,说:“你去问胡适吧!”

问胡适,胡适一看,也摇了摇头,说:“你去问俞平伯吧!”

吉川就去敲俞平伯家的门,出来个小巧可爱的妇人,一看名片,回了三个字:“不在家!”

本来吉川不打算问黄侃的,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知道他骂人厉害,认识黄侃的人和他说,你去吧,保证不骂你,吉川就去了。

多年以后,吉川写了本书叫《我的留学记》,书中写道,当我说明疑惑,准备拿书出来时,黄侃却笑了,说:“这是宋人夹注。”意思是这话原来不是这话,是宋朝的一个人在旁边写了句话,后人却以为这是原来的话,竟然是个误会。

书还没拿出来,疑惑就解答了,吉川服得五体投地:“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

吉川《我的留学记》

对于出书,有的人看得轻,有的人看得重。看得轻的人,觉得出书是小事,书一本接一本地出,钱来了,名气也来了,至于能不能读,那都是读者的事。前段时间,国外一著名学术刊物撤下了107篇不合格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看得重的人,反倒不肯轻易下手。就像少林寺里的扫地僧,不急不躁,潜心修炼,看似平淡无奇,可一出手,便是招招致命,至于名和利,倒是其次了。这样的人太少,黄侃算是一个。

有人感叹:老一辈学者做学问何其扎实,书读百遍,继而精思,始援笔为文,可言著作文章。

只可惜,命运的眼睛却是瞎的。黄侃一辈子都在捉弄别人,最后却被命运捉弄了,黄侃说:“三十岁前不撰文,五十岁前不著书。”

1935年的时候,黄侃因病逝于南京,年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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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新青年》推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批判孔孟,倡导自由。1916年末蔡元培阅读《新青年》后登门恳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鼓励他“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第二年初,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

反对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苦苦的沉思中探寻着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注意到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并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思考。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有了17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遭到“封建派压迫”后,“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制剧烈的开始表现”,并且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因此,“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曾经五进监狱,实践了他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正在寒暄的时候,一个戴着瓜皮帽的男人冲了进来,是黄侃,看大家在欢迎陈独秀,不屑地笑了:“好热闹,区区一个桐城秀才,也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蒋梦麟和陈独秀讲笑话夏元瑮是物理学家,主讲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学术上对“孔孟之道”没有直接破坏,碍不着旧式文人的事。陈独秀则是老派学者眼中的洪水猛兽,他们早就想将他铲除。与陈独秀并列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本也是攻击对象,但除了“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没什么可批的。早年在上海读书时,胡适也堕落过,几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风流归来,醉倒街头,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钱,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发誓痛改前非。到北大当教授后,胡适再没做过嫖娼之类的荒唐事。相比之下,陈独秀说话作文皆言辞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检点,我行我素,授人话柄。在新旧两派论战中,陈独秀成为活靶子,中枪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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